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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近期各地陆续披露的政策来看，为了防控疫情扩散，复工要求依然非常严格，不仅要求企业自查、逐级上报，还要经过审核，实现错峰、逐步复工。从企业和工人层面来看，复工也存在多重顾虑，工人担心出门在外被感染，企业经营者担心出现病例导致企业关停。即使按照2月10日起陆续复工，工业生产要恢复至正常水平，预计至少要等到3月中旬，相比往年节奏慢了半个月以上。

记者以在北京工作的李某为例算了一笔账，假设李某本人为独生子女，儿子正在上小学，父母已满60岁，在北京没有购买住房、租房居住，自己正在攻读在职研究生学历，可以享受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四项专项附加扣除。假设李某月工资为2万元，在不考虑“三险一金”情况下，个税改革前按每月35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计算，每月应缴纳个税3120元；今年10月1日以后取得工资，按每月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后的税率表计算，应缴纳个税1590元，税负水平降低近50%。

除此之外，引人注意的现象是，东方精工2017年2月公告称，公司拟募资10亿元，用于普莱德溧阳基地新能源汽车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目（以下简称普莱德溧阳基地），进而扩大普莱德的研发和产能。可截至2018年6月底，普莱德溧阳基地的累计投入金额为6188.41万元，投资进度6.19%。而这一进度，从2017年9月8日开始，已停滞了9个月。

（七）明确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入罪标准。根据刑法规定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“情节严重”作为入罪要件。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，《解释》明确了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，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：（1）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；（2）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；（3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；（4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；（5）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、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，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；（6）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；（7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此外，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，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述标准五倍以上，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，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。

一开始，他就是说我们建议报警，但他不告诉我，他们是怎么处理的。后来我再催他，他就说等我们安全专家，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就感觉是很傲慢地在推诿。王先生称，那名滴滴司机在他住的酒店楼下，呆了一个小时才离去。事后王先生报警，警方到现场进行了询问，而滴滴客服数天后才回复王先生称，对那名司机的滴滴账号作了封号处理，但也埋怨他不该使用滴滴报警按钮。

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，*ST康达与京基集团围绕着林志账户组13位自然人信披等情况的争斗不断升级。2015年9月7日，一致行动人京基集团、林志、王东河公告《权益变动报告》显示，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*ST康达24.74%股票，与华超投资的28.54%相差无几。同年12月1日，*ST康达在公告中强硬要求京基退股，指其涉嫌违法。